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国内面对2019年将采取的经济对策。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的解读网上已经很多了，这里就主要说一些别人谈的比较少的问题。很多自媒体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以及央行最近新设立的货币政策工具时，都在宣传国内即将大放水。
但是，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央行是在补水，防止国内的企业被“渴死”。因此，未来三到六个月之中，防范金融风险和对外贸易谈判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央行最艰巨的任务恐怕就是防火和救火，尤其是由于美联储政策引发的突发事件，同时保持灵活的汇率政策。
在2019年，国内将会有许多财政刺激政策出台。其中加大减税力度这一点在观察者网以前的文章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现在税收改革的大方向和以前我们建议的基本一致。但是，就现在所知的个人所得税的变化方向上来看，面临的挑战是很艰巨的。个人所得税即将实施的方向是增加预收、抵扣和退税这么一个流程。
2018年12月22日，2018—2019中国经济年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发言。（视觉中国）
以美国个人所得税体制实施的经验来看，纳税人的缴税成本很高，对于征税机关的怨气也很大。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五倍，征收过程中将要面临的工作量，取得纳税人理解和合作的难度，以及征收成本，也将是成量级的增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还提到一句“改善货币传导政策”，部分原因也是小微企业本身失败的风险就很高，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银行贷款的困难点。在银行体系外资金流动渠道受到限制的时候，如何精确地通过银行体系将实体私企的资金成本降下来，需要一些金融创新上的努力。比如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征信体系，是否对于降低实体企业资金成本起到了促进作用，如果作用不显著，问题出在哪里？
央行最近刚刚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向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一条在几个月前我们的文章里也讨论过了，现在更需要的是调查分析调整银行第一线的实际贷款流程和风险管控手段，保证央行的救命水不要在最后一公里被分流或者拥塞。
在国际环境上，欧洲的黄背心运动标志着欧洲的民粹主义正在上升期，国际贸易的前景因此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提升消费内需成为将来一两年之内的一个发展重点，中央经济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的改革推动政策。
推动内需不应该让居民消费进一步加杠杆，增加家庭负债水平；也不应该推动教育医疗养老产业化，强迫居民增加在这些方面的刚性开支。而应该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实施供给侧改革，增加这些服务的供给，来降低价格并提高质量。让居民家庭手里的可灵活支配的收入增加，增强消费其他商品服务的能力。
听起来降低价格和提高质量这些目标之间互相矛盾，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以教育为例，我们以前就提到过通过联网教育来让所有地区的学生都享受到高质量的师资。前一段时间被炒得火热的直播教学其实也是这个思路。
但是，直播教学是资本推动的商业手段，定价高昂。真正有宏观意义的教育供给侧改革是公共教育系统内打破藩篱的师资共享，而且不仅仅是局限在初高中，不仅仅局限在看有多少贫困学生考进清华北大，而是要让清华北大的师资也分享到二本三本大学的本科学生。
只有通过类似的大胆改革，让普通家庭享受更高水平的服务的同时，减少在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的支出，才能解放出更多的消费能力，进入有益的经济循环。
在更长远的方向上，中国也将迎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从欧洲、美国、日本的老龄化进程的经验中，有这么几点值得中国现在就注意，首先是老龄化社会的最大风险来自于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现在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老龄化社会的经济调节大概率是会失灵的，日本连续6年采取货币宽松加上负利率的政策，却依然没有成功达到2%的通货膨胀目标就是明证，因此我们需要精准创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
而欧美最近的政治变局，也说明了依靠外国移民来改变人口结构的做法存在着巨大潜在风险。对比那些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来说，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生产力快速提升空间，这才是国内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最大优势。因此，未来几年的教育投资和产业升级，以及对社保基金的创新改革，是保障未来长远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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